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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绵阳经历过的三次霍乱疫情
(2020-7-9 11:41:00) 来源:

陈和平


      一,霍乱是世界三大检疫传染病之一

      2020年以来,突然在世界各国全球各地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,是继1919年大规模流行的“西班牙流感”后,人类遭遇的又一次公共卫生疾病灾难,截至2020年6月30日,共计有超过一千万人感染,其中超过50万人因病死亡。这再一次说明,人类发展的文明史生命史健康史,就是人类与各种危害生命健康的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;就是依靠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,不断战胜各种传染病的历史。无论是曾经导致欧洲各国三千多万人死亡的“黑死病”,还是频频发生在解放前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霍乱,以及发生在清朝末期东北地区的鼠疫,都已经被战胜或控制,而现在猖狂泛滥的新冠疫情,也终将被人类征服。
      霍乱是解放前在中国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。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,它发病急,传播快,至死率高,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暴发和流行,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。霍乱,鼠疫和黄热病,至今仍然是国际卫生组织严防死守的三大检疫传染病。在我国解放后制定的改革开放后修定的《传染病防治法》中,属于甲类传染病的就包括鼠疫和霍乱。霍乱主要是通过饮水、饮食等途径传播,当人摄入被霍乱弧菌污染的水或食物时,就会感染、发病。苍蝇、蟑螂等带菌昆虫污染过的食物和水,也有可能引起霍乱流行。霍乱的潜伏期很短,仅有1-5日,甚至只有几个小时。多数霍乱病人初期有发烧、轻度的短期腹泻,无典型米泔水样便,也无明显脱水表现,血压、脉搏均正常,1尿量较平时略少。而中度或重度病人可出现剧烈吐泻(可出现典型米泔水样便)、高热、严重脱水、尿量大幅下降、脉搏细速、血压下降、神志不清、休克等严重症状,有时也可有肾功能衰竭、急性肺水肿、酸中毒等并发症。
      对症治疗霍乱时,要注意及时补充病人流失的水分和无机盐,对于剧烈吐泻的病人也可给予阿托品(在无禁忌的情况下)。同时要给与抗菌药物的治疗(可用多西环素、诺氟沙星等)。还要注意防治并发症。另外,接种霍乱疫苗有一定的预防作用。

      二,清朝末期在四川西北部的霍乱疫情

      大清光绪18年(公元1892年)的春夏之交,连续暴雨造成川西北大面积洪水灾害,灾后没有进行防疫处理,许多死人死猪等与灾后垃圾堆积如山,群众居住环境极其恶化,又没有良好的卫生消毒条件,造成了霍乱疫情突然暴发,迅速流行于崇庆、大邑、邛崃、蒲江、彭山、双流、温江、成都等20多个府、县,在这年7月,霍乱疫情传入德阳,绵阳和三台等地。由于洪灾之后气候高温酷热,造成感染者得病后来势猛烈,缓者一昼夜,急者三四小时即毙。
      在当时,对霍乱疫情没有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,更谈不上封城和隔离,只能依靠我国古代的传统中医手段。四川各地官方对疫情也没有像水旱或其他自然灾害那样,在救助上有制度规定,更谈不上提供防控实际指导。面对汹涌而来的霍乱疫情时,束手无策,无所作为,有的甚至盲目做出对疫情防控徒劳无功的迷信活动。如成都府派官员坐守城门,专事统计每日出丧数目;华阳县府竟然张贴告示,命令群众焚烧纸船“送瘟神”;大邑县府居然设坛作祭,希望以此“祈阻”瘟疫传播。结果造成了老百姓的大量死亡。仅成都府每日出丧最多时达五六百具,5-9月成都死亡上万余人。邛崃、蒲江、大邑等县死亡惨重,致路断行人。绵阳和遂宁等地死亡人员近千,许多死者棺木无着,只得用篾度、稻草裹尸埋葬。
      而清末这次霍乱疫情能够得到逐步控制,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一个绵州学子,这个人就是肖龙友。他1870年出生于绵州府所属三台。1892年川西北霍乱流行之时,22岁的肖龙友正在成都书院攻读,他从传统中医经典中,找到霍乱发病的原理和有效的偏方,与陈蕴生医师用中草药救治病人,并动员医馆和其他学子广泛推广他们的中医中药方法,大力提倡用石灰粉处理灾后死体和垃圾,号召对霍乱死者深埋消毒。经过艰苦努力,他们在秋冬之际终于控制了霍乱疫情的蔓延。肖龙友因此名声大噪,被诏入京进了御医馆。1897年他考中清朝丁酉科拔贡。但是他中年弃官从医,并被推崇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,1930年在北京市兵马司胡同的大院里,萧龙友和孔伯华自筹资金创办了“北京国医学院”。新中国建立后,肖龙友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,名誉院长,中央文史馆馆员。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。萧龙友毕生研究中医学,积60年经验,著有《整理中医学意见书》《中医药学意见书》《现代医案选》(与人合撰)和诗集《采风录》。1960年萧龙友在北京病逝,享年90岁。

      三,民国时期四川霍乱对绵阳的影响

      1939年5月,陪都重庆正在遭受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,到处是兵荒马乱,残垣断壁,死伤惨重,气温炎热。5月下旬,水深火热中的重庆难民中突然爆发霍乱疫情。6月霍乱传至自贡,7月迅速蔓延至成都、郫县、绵阳及川北一带,8月霍乱经乐山、洪雅传至雅安等西康等,四川共计50余市县被霍乱疫情席卷。仅成都,这年7至9月死于霍乱者近2000人。此次疫情,自贡最为严重,患者多是贫苦盐工,仅贡井、长土、艾叶三地,死亡即达5000余人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绵阳全县共计霍乱患者776人,其中死亡92人。在1939年这次霍乱流行期间,民国四川省政府先后向各市、县发放疫苗4865瓶;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成都租赁民房,还成立了隔离病院。但因当时经济落后及其他一些原因,疫苗仅够1万余人使用;而入住成都隔离病院接受治疗的霍乱患者,也只有89名。
      尽管当时的四川各级政府,对包括霍乱在内的传染病防治逐渐积累了一些防治措施,如成立专门防治机构(四川省传染病院和边区防疫医疗队),发放部分疫苗并强迫注射(如种牛痘),建立隔离病房进行治疗,加强传染病防治办法的宣传,号召改进农村厨房猪圈,在城市建设公厕,对疫区进行清洁消毒,加强了疫情监督联络等,但是民间各种以迷信巫术、灵水神药对付霍乱的事情也层出不穷。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办的《新华日报》曾报道:“昨天差不多各市民门上都涂以红色‘十’字,相传这红‘十’字能回避‘瘟神’。早晨那里有少数人家涂上红色‘十’字,到晚上几乎已普遍到全市。”还有很多人不去求医问药,而是盲目相信祖传秘方或者偏方。《新华日报》就报道了一起乱服“霍乱神药”导致3人死亡的的悲剧。
      1945年夏季,四川省爆发了民国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,这场疫情是从云南和陕西南北两个方向传入四川,绵阳地区是从汉中,青木关,广元传入的,重庆地区是从巴县白市驿、新桥、北碚等地传入的,波及长寿、綦江、合川、江津、铜梁、荣昌等县,南北夹攻的最后是在四川大面积蔓延,导致死者数千,百万民众惊恐不安,谈“疫”色变。1945年6月中旬,霍乱疫情愈见扩大,感染和死亡人数已无法估计。1945年6月18日《新华日报》报道:“霍乱在渝市猖獗以来,每天各医院门口,拥挤着滑竿和抬病人的架床,骨瘦如柴的病人躺在滑竿或担架上,放满一地,等候注射。病人旁边一堆堆的大便,上面散着石炭,行人掩鼻而过,一种可怕景象,令人心悸……全市因霍乱而死的死亡人数率,迄今无人能有统计,但棺材店确实生意大发,一口薄棺材,开口就是五万元,因之贫苦无力者,很多是一块布将尸身一裹往码头或乡间一抬,棺材也不时经过马路,使行人增加恐怖不少。”6月23日《新华日报》称“截至最近止,在各医院收治霍乱病人已达七百零四人,死亡五十三人,其他未经送医院诊治的霍乱患者未计算在内。”同日的《新华日报》更用醒目大字发表霍乱预防五法:不吃生水冷食,不吃露天摊贩食品,不吃苍蝇爬过的东西,不要和病人接触,打霍乱预防针。
      这场霍乱疫情一直持续直到1945年11月才基本停止。仅重庆城区各医院就收容患者3000人左右,死亡近500人。但还有大量郊区或偏远的农民不能去医院救治,所以实际患病和死亡人数远远不止如此。由于技术缺乏,加之政府重视不够,疫情报告制度没有健全,造成绵阳当地的疫情记录和报告,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很少,只有一些零星记载,因此疫情的危害肯定远超我们现在写出的情况。
      解放后,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努力,建国仅仅3年时间,鼠疫和霍乱的大规模流行就在绵阳地区内绝迹,同时普遍开展了“种痘”工作,到1960年天花在绵阳完全消灭。但是,零零星星的霍乱病例仍然时有发生,例如2005年,2006年,2007年和2008年,在绵阳市的三台县,江油市,涪城区和安县,都发生过个别的霍乱病例,相关的疾控防疫部门都进行了现场调查,写出了详细的报告。不过,2008年5?12特大地震发生后,绵阳各县市区在死伤严重,灾害频发,环境破坏惨烈的艰苦情况下,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依靠人民群众和救援官兵的高度重视和艰苦努力,打好了灾后防疫战,做到了“大灾之后无大疫”,无一例烈性传染病发生,这就已经充分证明了党领导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是卓有成效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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